1918年，金伯文出生在我们汪清县蛤蟆塘后河村的一个革命家庭。她的父亲金善极早年一直从事反日革命活动，在金伯文三岁时被惨遭杀害。她的哥哥叫金银植，是汪清县抗日游击队政委，是金相和最亲密的战友，1932年11月被反动势力夺去了年仅24岁的年轻生命。金伯文的母亲和嫂子也先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家人的教育和影响下，金伯文从小就参加了革命活动。有一次敌人到村子里扫荡，要抓共产党。聪明的金伯文就谎称要上厕所，偷偷的跑出的村子。她一口气跑了一里多路，把敌人搜捕的消息告诉了地下党组织，使三名地下党员得以安全转移。因此，她也被称为“能跑过马队的小女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13岁的金伯文告别母亲，跟随李兆麟大部队辗转于吉林和黑龙江。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他们走的都是没有人迹的深山老林。大雪齐腰，走路很吃力。饿了就吃口兜里的炒面，渴了就吃地上的白雪，这还是好的时候，在没有粮食的时候，树皮、枯根也经常是战士们果腹的食物。只有到了晚上，远离敌人的搜捕，才能拢起火堆进行短暂的休整。虽然条件非常艰苦，但革命的热情却非常高涨。金伯文虽然还只是个孩子，但她从来没有喊过苦，喊过累，就这样跟着大部队一路前行。

1937年，19岁的金伯文与李兆麟结为革命伴侣。三年后，金伯文怀孕了。在抗战时期，怀孕对于女人来说犹如一场灾难。在一个大风纷飞的日子，金伯文要临产了。在部队里的一位朴大姐的帮助下，金伯文生下了一名男婴。但可怕的是，胎盘却迟迟下不来。这时他们发现，不远处正有追兵向他们靠拢。情急之下，朴大姐用剪刀剪下了脐带，把脐管的另一头装在布袋里，将布袋子绑在了金伯文的大腿上，赶紧转移。就这样连续走了六七个小时后，他们转移到了安全地带，此时胎盘也终于下来了，金伯文侥幸逃过一劫。行军路上，大人都没有吃的，哪有奶水喂孩子？所以孩子经常饿的一直哭闹。为了不让孩子的哭声引起敌人的注意，金伯文就往他嘴里塞干布条。身为人母的金伯文，每次这样做的时候都心如刀绞。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为了不拖累大家，金伯文找到部队领导提议舍弃这个孩子。但孩子是革命的火种，是未来的希望，领导怎么可能答应，更何况李兆麟还没见过这个孩子呢……

转过年的夏天，到中苏边境开会的李兆麟回到了部队。这时部队仍然没有粮食。大人没有吃的可以忍耐，可是孩子小，不懂事，常常饿得哭闹，给部队隐蔽作战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金伯文是这样回忆的：有一天，兆麟同志终于按捺不住了，他走到火堆旁，抱起了坐在火堆旁饿得直打恍的孩子，扔到了离部队几百米以外的树林里去了。我想着在这艰苦岁月里养到快满周岁的孩子独自一人在山林里哭叫，我的心都快碎了。我多想立即就把孩子抱回来呀，但我知道，不是兆麟这个父亲狠心不要自己的孩子，而是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作为部队的指挥员，为了保全众多战友的生命，他只能这样做。后来，随军的陈大爷看着实在不忍心，就偷偷地把孩子抱了回来。为了不影响众多同志的安全，从这以后，我就带上孩子随陈大爷、朴大姐和几个伤残同志一块离开了大部队，单独在山里活动了。但是由于营养不良，这个从出生就历尽磨难的孩子最后还是夭折在了苏联伯力的托儿所里。

1940年到1943年间，为了保存革命实力，抗联部队陆续向苏联伯力进行转移。他们在苏联伯力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李兆麟接到上级的指示，到哈尔滨工作，却被国民党反动派投毒，牺牲时年仅36岁。金伯文强忍悲痛，含辛茹苦将孩子们养大。并时刻告诫儿女，要做一个像他们父亲一样伟大的人。

2005年，金伯文病重。她立下遗愿：要魂归故里，把自己的骨灰安葬在汪清，和他的父亲、哥哥埋在一起。遵照金伯文的遗愿，2005年5月1日，汪清县委、县政府在汪清县烈士陵园里为她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

金伯文在临终时还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我的一生，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所有牺牲的亲人。我没有什么财产留给我的孩子，留给她们的只有历史。我要告诉她们的是：我一生追随共产党不后悔；一生信仰共产主义不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