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众朋友们好，从今天开始我来给大家讲述老一辈科学家的故事。希望通过讲述，咱们能共同发掘老一辈科学家创造的精神资源，品味老一辈科学家的创新方法，让我们从中汲取经验，为科技创新寻找宝贵的经验和方法！
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光学人物，感知科学家们的精神世界。今天我们要了解的科学家是：“愿以身许国”的两弹元勋——王淦昌。
首先，我们来看看他是谁？
王淦昌出生于1907年，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他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是中国核科学研究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是李政道和邓稼先的老师；他独立地提出了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是世界激光 惯性约束 核聚变理论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他曾三次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这位“愿以身许国”的卓越科学家，他的人格魅力可谓光芒四射。接下来我们就来走进他近一个世纪的风雨人生路。
一、王淦昌的生平
1907年 5 月 28 日 ，王淦昌出生在江苏省常熟县 支塘镇 枫塘湾。父亲王以仁自幼学医，深得医道， 是当地远近闻名的一名中医。王淦昌4 岁时，父亲突然英年早逝 ，把一个家族的重担扔给了两个已经成年、在常熟县里谋生的哥哥。他13岁那年，母亲由于过度劳累 ，得了肺病，一病不起，也撒手人寰。父母去世后，王淦昌的外婆来到邻村一个大户人家——老中医世家的吴家，替王淦昌提迎娶的事情。原来，吴家与王家是世交，在王淦昌3岁的时候，父亲就为他与吴家大他3岁的女孩月琴订下了娃娃亲。此时，吴月琴 16 岁，按照当时的习俗，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女孩上过私塾，知书达理，与王淦昌可以说门当户对。尽管王家父母双亡，但是崇尚礼义诚信的吴家毫不犹豫地兑现了当年的诺言。
1920 年夏天，13岁的王淦昌与16岁的吴月琴成婚了。吴月琴嫁到王家后，乖巧贤惠，极守妇道，不仅精心细致地料理家务，而且还无微不至地关心丈夫。但婚后不久，王淦昌就考进了素有“南浦东，北南开”之称的上海著名中学——浦东中学。他在小学的时候， 就对解趣味数学题着迷。在中学时，他最感兴趣的课程仍然是数学。在周培老师的指导下，王淦昌在中学里就学完了大学一年级的课程微积分。
1925年8月，王淦昌考入清华大学。1929年6月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大学毕业后，为中国物理学界先驱吴有训教授当助手的王淦昌在导师的鼓励下，考取了江苏省赴德国留学的官费研究生。
1930 年秋天，怀揣一份德国柏林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王淦昌来到了德国柏林大学求学。当时的德国， 正处于战后发展时期， 是现代物理学最活跃的年代，原子核物理和粒子物理得到了迅猛发展，是公认的物理学黄金时代。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海特勒、迈特内、盖革等物理学界的顶尖人物都在这里从事学术研究。王淦昌师从被爱因斯坦评价为“天赋高于居里夫人”的犹太籍著名实验物理学家迈特内。这位女教授对这位年轻的东方弟子所显露出来的非凡智慧和才气颇为赏识，遂将王淦昌留在身边做实验助手，时时加以指导和点化。 在迈特内教授的引领下，王淦昌登上了当时世界物理学的学术高台。在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度过的4 年中，王淦昌心无旁骛，刻苦钻研，每天在那里闭门苦读， 潜心于课堂和实验室。 实验室的大门每天晚上 22 点就关了，他常常要翻围墙回自己的宿舍。
4 年后的 1934 年 4 月 ，获得柏林大学哲学博士的王淦昌谢绝恩师迈特内女士的极力挽留，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从 1934 年到 1949 年全国解放，王淦昌先后在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讲授物理课。这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王淦昌一家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
由于抗战中杭州沦陷，浙江大学被迫向大后方转移，最后落足于 贵州。 在贵州省的小山城湄潭，王淦昌和吴月琴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吴月琴产后奶水不足，襁褓中的小女儿又干又瘦，几近夭折。这时，王淦昌又在颠沛流离中染上了肺结核， 校方好几个月发不出薪水。
几天之后， 吴月琴不知从哪里打听到羊奶能治疗肺结核， 便从山民那里买来 3 只奶羊， 满山遍野地赶着去放牧。 远望着妻子在兵荒马乱的抗日年代苦吟一曲凄怆的田园牧歌， 一生冷峻治学的大科学家热血沸腾起来。对妻子说：“这些苦活不能都让你一个人去干， 从明天开始，我负责放牧一只奶羊。 我上课那座寺庙前长满绿绿的青草，明天牵一只羊上去保准吃个饱。 ”
从此，每逢上课，王淦昌便一手夹讲义包一手牵羊，沿着弯弯的山道到学校上课。一代赫赫有名的核物理学大师，用拿教鞭的手拿起 牧羊鞭， 听起来似乎有点荒诞，这段艰苦的岁月也给他留下一个“牧羊教授”的美称。 就是在这种环境里，王淦昌时而为生计奔波，时而被战乱所惊扰，可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事业和追求，他用超人的智慧和才华培养了一大批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在内的科学家。 而那段颇富传奇韵味的王淦昌牵着羊儿去教书做实验的故事，便成 了广为流传的浙大佳话。不仅如此，他们夫妻心相连共患难的这段经历，更让两人永远难忘。
新中国的诞生，使王淦昌看到了希望之光， 再也不会流离失所， 再也不会妻离子散。他有了固定工作和收入，把妻子和儿女接到身边 共享天伦之乐。正当他安心教学科研准备大展宏图之时， 一纸调令， 把他调往北京。原来，北平和平解放不久，具有战略眼光的新政府就决定成立中科院并开展原子核科学的研究工作。 建国伊始，人才缺乏，搞原子科学的人在国内屈指可数，王淦昌自然是其中的中坚。 1950 年 2 月，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名义邀请王淦昌到科学 院工作。王淦昌只身来到北京，在中科院，他结识了钱三强、严济慈 等一批成就卓著的科学家，和他们一起确定了理论物理、原子核物理、宇宙线、放射化学等主要领域的科研方向，为中国的核物理发展奠定了伟大的基础。
1956 年秋，王淦昌作为被派往苏联的第一批访问学者，与物理学界的后起之秀周光召、丁大钊等一起前往苏联著名的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工作，并担任了这个著名核研究所的副所长。他们要利用联合所的先进设备寻找新奇粒子的研究。王淦昌出国后不久，妻子带着孩子突然万里迢迢从中国来到了王淦昌身边照顾他的起居生活。王淦昌既意外又惊喜。原来这是周恩来的贴心安排。而更让王淦昌刮目相看的是妻子勇敢出国和日后的不凡“壮举”：一个连汉字都不会写的中国妇女，竟然来到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这一行动在那尚属封闭的20 世纪50 年代需要具有多大的勇气啊！
妻子这份特殊的关爱，愈加激发起了王淦昌的创造激情。此后仅 用了短短3年的时间，他和周光召、丁大钊等一批年轻学者一起，使用研究所的高能加速器，于 1959年 3 月 9 日，发现了一个十分完整的反西格马负超子，这是世界范围内实验史上第一次发现荷电反超子。 1959 年 9 月，王淦昌小组宣布了这一发现，轰动了世界。 这项伟大的发现，使他获得国家颁发的自然科学一等奖。
在功成名就后，王淦昌却突然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1960 年，正当苏联的 《真理报 》和权威刊物《自然》杂志隆重庆祝中国科学家取得成功时，一封来自北京的绝密电报传到研究 所，通知王淦昌“放弃手中的工作，马上回国受领新的任务”。 回国后，王淦昌被召进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的办公室，老朋友钱三强也在那里。刘杰和蔼地微笑着，开门见山地说：“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作出决定， 我们也要研制原子弹。 已决定启动中国原子弹工程， 现在有人想卡我们，我们要争口气，造出自己的争气弹！ 今天请您出山，就是要请您参与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我们也要造原子弹了？！ ”听了刘杰的话，王淦昌心里好一阵激动，心头骤然升起民族自豪感和尊严感。他感谢刘杰的知人善任，也为自己有了用武之地而跃跃欲试。
刘杰点了点头严肃地说：“主席特意将此命名为‘596工程 '。(因为1959 年 6 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面对险恶的国际环境和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削减其他一 些科研项目和常规武器的生产，集中一切力量把“两弹”研制出来，为 了牢记 1959年6月，中国的原子弹研制项目被定名为“596”工程。 ) 周总理将此列为国家的最高核心机密，交代要绝对保密，所有参加的人员都要隐姓埋名，跟海外也要断绝一切来往和关系，刘部长问王淦昌：“这些你能做到吗？”同时用殷切的目光等待回答。王淦昌不假思索地作了一字千金的承诺：“没问题。坚决按组织的规定办。 ”“您是海内外知名的大科学家，西方一直在追踪您的行踪。”刘杰若有所思地说，“为了安全起见， 今后您不能再用真名出入公开场 所 ， 而且必须改个名。“就叫王京吧。 北京的京。”王淦昌脱口而出。“这个名字好。 就这么定了。” 刘杰走过来与他紧紧握手。 王淦昌从中感受到了祖国的重托、信任、期待和支持。1961年4 月 1 日 ，王淦昌接受了研制核武器的任务，从此他隐姓埋名，默默无闻地从事这项伟大事业，将他的后半生奉献给了国防工业，成为中国核武器研究的开拓者。为中国的 “两弹”， 王淦昌甘当无名英雄17 年之久。
受领任务回来，王淦昌才想到妻子儿女们还在杜布纳， 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受领了新的任务，不能再回苏联了。
先不管那么多，一向以祖国事业为重的王淦昌隐姓埋名开始了 托起中国神火的工作。他走西部，进罗布泊，具体指挥“596工程”的各项工作， 加快中国迈向世界核俱乐部的历史进程。
此时，身处异国的吴月琴可以说是惶惶不可终日。丈夫临走时说 “过几天就回来”，然而却一去不见返， 撇下她一个人带着孩子留在异国他乡。当时中苏关系趋向紧张，当地居民的态度已经大大不如从前，她度日如年， 苦熬了半年多，才登上了回国的列车。
吴月琴从苏联回到家里后， 第一个感觉是丈夫变了， 好像换了一个人， 总是神秘兮兮的， 到外地出差也不告诉她行程和最终目的地，回家后很少说话，来去匆匆；问他， 他却遮遮掩掩地不说实话；最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居然改换了名字。吴月琴觉得丈夫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可当王淦昌告诉她自己从事的是绝对保密的工作，连家里人都不能知道之后，她就再也不追问了。后来为了工作需要，王淦昌只身前往中国西部戈壁滩上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吴月琴问他:“到哪儿去？”他给老伴留下一句话：“挨冻，执行任务。”从此，吴月琴只知道他在“信箱”里，可连这个“信箱”的具体方位都说不清楚……
就这样，王淦昌在远离尘嚣的戈壁荒滩上潜心研究他的原子弹 事业，这一去就是十多年。 1964年10月16日，寂静的罗布泊荒原上爆出了一声巨响，蘑菇云冉冉升腾。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78年，王淦昌调回北京，任核工业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一天晚上，他陪妻子去看原子弹爆炸的新闻纪录片，吴月琴在银幕上见到了丈夫的身影，不解地问：“淦昌，你怎么会在上边？ ”
“我从苏联回来后就参与这项 工作。 ”
“为什么不告诉我？ ”
“我不能说。这是总理的规定。关于核实验的事情，他连邓颖超同志都不告诉呢。”
“你改名也是为了这个？ ” “嗯！”王淦昌点了点头。
吴月琴轻轻舒一口气道：“你呀你，害得我为这件事几乎得了心病 。 ”时光如梭，世事多变 。 1969 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每一个角落，王淦昌也未能幸免，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随核实验队一起被放逐到一偏僻的地方，边斗私批修边进行实验。
已有 60 多岁的吴月琴听说丈夫要离开北京，也毫不犹豫地办了 离京手续 ，跟随丈夫去了人烟稀少、条件极差的荒原之地，用女人特有的细致关爱与丈夫同甘共苦，携手风雨。
在王淦昌 90 岁寿辰的时候，得意门生李政道博士从美国专程赶来为恩师祝寿。 席间，李政道问恩师：“您一辈子最满意的是什么？ ” 王淦昌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这辈子最满意的有两件事，一个是我的妻子和儿女，另一个就是我的研究成果核聚变。”的确，妻子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可她却把 5个孩子全部培养成大学生，功不可没，真是母爱深深，教子有方。
王淦昌的儿女们也非常热爱自己的父母，尤其尊重文化不高的 母亲， 他们无不带着骄傲的神情 ：“我们父亲的每一项科研成果， 都有我们母亲的一份功劳。”儿女们都很清楚，母亲最读得懂父亲身上所表现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因为她始终认一个最朴实的理儿—— 人就应该这样有所作为地活着。
1997 年 7 月的一天傍晚，王淦昌像往常一样，吃完饭在林阴道 上散步，却不幸被一个骑自行车的莽撞年轻人撞倒，这个青年人撞完后却扬长而去，留下了一位90岁的老人在地上呻吟。待路人发现后，地上已经有一滩血。就医后发现王院士摔碎了右腿股骨胫。在中央领导的关怀下，90岁高龄的王淦昌经过 5个月的住院保守治疗，居然奇迹般重新站了起来，又能在院子里散步了。他住院期间，吴月琴隔三差五地到医院看望他，试着为他做点什么。然而，当王淦昌刚刚能丢掉双拐下地时，94 岁高龄的爱妻在一个夜晚竟也摔碎了右腿股骨胫住院治疗。期间，王淦昌拖着并未彻底痊愈的病体经常前来看望老伴。 1998 年 7 月，吴月琴仙逝。 王淦昌悲痛至极，坐着轮椅前来为相濡以沫的妻子送行。与此同时，极度消瘦的王淦昌也被查出患胃癌且已到了晚期。半年之 的 1998 年 10 月 12 日 ，一代科学巨匠王淦昌无怨无悔地追随着和他相伴了78 年的爱妻同赴天国，走完了他 91 载漫漫人生路， 他在给世人留下丰硕的科研成果与举世成就的同时，还留下了一曲荡气回肠、 牵手百年的爱情绝唱。
二、科学成就
有了这样一位相濡以沫的妻子做他的坚强后盾，在70年的科研生涯中，王淦昌始终活跃在科学前沿，孜孜以求，奋力攀登，取得了多项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为后来者树立了崇高的榜样。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的科学成就。
（幻）
1、1925年8月，完成论文《清华园周围氡气的强度及每天的变化》，这是中国第一篇有关大气放射性的实验研究论文。
2、1931年，在德国就读研究生期间，提出可能发现中子的试验设想。
3、1941年，在《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的论文中提出，通过轻原子核俘获K壳层电子释放中微子时产生的反冲中微子的创造性实验方法。
4、1950年，王淦昌调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领导并参加了有关宇宙线的研究，共搜集到700多个奇异粒子事例，研究了奇异粒子性质，使我国在宇宙线方面的研究进入当时国际先进行列。
5、1959年，王淦昌领导的研究小组在世界上第一次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引起国际学术界轰动，为祖国征得了荣誉。
6、1961年4月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1962年，基本上掌握原子弹内爆的手段和实验技术。
7、1964年，王淦昌独立地提出了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是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也使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科研工作走在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

王淦昌在国内外发表了四十多篇学术论文，在国际物理学界赢得了声誉。这些科技成果都比较专业，我也没研究明白，咱们就介绍他最突出的成果，我给大家讲讲研发的故事。
1、在德国就读研究生期间，提出可能发现中子的试验设想。
1931年，王淦昌到柏林大学后，在导师迈特内手下当研究生的日子，王淦昌是终身难忘的，女导师对科学研究的超人能力使他从井底探出头颅看天下。
有一次王淦昌对导师说：“尊敬的迈特内教授，我知道您早在1922年就对R辐射与元素衰变的关系进行过实验研究，并对其性质也作过一系研究，最近我听了科斯特斯教授关于博特先生的有关R辐射具有那么强大的穿透力的介绍，我非常怀疑……”
“嗯？什么怀疑？我听着呢，你说吧，MR王。”迈特内侧了一下头，继续做着她的实验。
王淦昌大胆向导师陈述道:“我以为实验用的是电离探测器，那样不会有奇迹出现，如果改用云室作探测器，然后对博特教授的实验进行不断的重复实验，结果可能大不一样。我是这样想的，尊敬的迈特内教授。”
迈特内放下实验，思索片刻，摇摇头说:“不可能，这将是个永远徒劳的实验，让我们换一个话题吧，Mr王”。不久后，王淦昌再次向迈特内提出可能发现中子的试验设想，还是被拒绝了。但是一年后的1932年，英国科学家查德威克，按王淦昌的思路进行试验，发现了中子。中子的发现，轰动了整个物理界，也轰动了世界。那些更企盼搞清原子核构成的政治家们早已等不及了因为这太重要了，它紧接着就可以制造后来证明确实可以征服全人类的原子弹！1935年，查德威克因发现中子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这是王淦昌第一次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柏林大学校园内一个绿荫覆盖的小道上，迈特内教授十分歉意地拍拍王淦昌的肩膀:“很对不起.Mr王，我没能支持你的建议。不过，这是个运气问题。”女科学家朝自己的学生耸耸肩，又回到了自己的实验室……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让当初因为王淦昌来自“中国这个近代物理学荒漠”而轻视其建议的迈特纳后悔不迭。
几十年后，有人曾问王淦昌是否就此事抱怨过他的导师?王淦昌断然摇头道:“不不，我不仅不会有丝毫的抱怨，反而却终身感恩迈特内女士，是她的卓越智慧和研究精神为我日后能在物理科学上有所建树做出了榜样。至于说到中子的发现这件事，这不全怪迈特内教授假如当初我能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也可能获得迈特内的有力支持，并最终可能获得成功嘛！所以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我一直把这次自己犯的错误当教训牢牢记在心头。王淦昌在柏林大学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至今仍被中国物理学界认为是极其可惜的事件，但王淦昌跟随迈特内教授在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实验室度过的难忘岁月，使他领略和接受了许多国际物理科学的前沿知识与技术。
1934年春，在苦学4年取得博士学位后，王淦昌毅然决定回国。有教授想挽留他:“中国那么落后，你回去是没有前途的。……要知道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王淦昌坚定地说:“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出来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报效我的祖国，中国目前是落后，但她会强盛起来的。”
2、发表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
当王淦昌的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于1942年1月在美国《物理学评论》上发表后。立即引起美国著名物理学家阿伦的注意，他随即按照王淦昌的建议进行实验，并一举获得成功。这就是有名的“王淦昌——阿伦实验”。10年后，阿伦与另一位物理学家戴维斯一起正式确定了俘获中微子的完整实验。又过了近40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995年将当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颁发给了当年进行成功实验的美国科学家。如果王淦昌拥有同样水平的实验设备，他将是
世界上第一个探测到中微子的人。但他对此没有半点遗憾，相反他得悉消息后很为美国同行感到高兴。他说:“物理学的成就还是应由实验证实的，荣誉也应该给予那些最后做出结果的科学家。”可见王淦昌作为一名中国科学家的宽阔胸怀。
中微子的发现，使诺贝尔奖又一次与王淦昌擦肩而过。对此，他有如下见解:“由此看来，诺贝尔奖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获得此项奖项。一是要选准课题，确有重大理论或实用价值;二是要锲而不舍，持之以恒，花上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工夫。”王淦昌生前留下的这段话，值得中国科学家们认真地品味和理解。
3、1959年，王淦昌领导的研究小组在世界上第一次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引起国际学术界轰动，为祖国征得了荣誉。
1956年，王淦昌作为中国代表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从事基本粒子研究。在研究所工作期间，他领导的物理小组首次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首次观察到在基本粒子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带奇异夸克的反粒子。1959年，王淦昌从4万对底片中找到了一个产生反西格马负超子的事例，发现超子的反粒子，引起国际学术界轰动。不料3个月后，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这一原本可以获得诺贝尔奖的重大物理学研究项目，自此无人领衔。1961年4月，中央向王淦昌发出希望他参与和领导研制原子弹的指示。这意味着，一旦投身其间，从此就要告别基本粒子研究工作，也就是和诺贝尔将渐行渐远，这也是他第三次无缘诺贝尔奖。但是王淦昌毫无迟疑地说:“我愿以身许国!”
4、参与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
1960年底，他谢绝苏方的挽留，回到中科院原子能所。刚刚起步的我国核工业，就遭遇了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严冬。有一位苏联专家临别时说：没关系，我们走了，你们还有王淦昌。1961年4月，王淦昌接受了研制核武器的任务。从此，他放弃自己得心应手的物理学基础研究工作，全心全意投入一个全新的领域秘密研制核武器，开始负责物理实验方面的工作，隐姓埋名“失踪”了17年。多年后，说起当时毫不犹豫的决定，他说:“我认为国家的强盛才是我真正的追求，那正是我报效国家的时候。”
当时，还没有试验场地，借用的是部队的靶场。王淦昌和郭永怀走遍了靶场的每一个角落，和科技人员一起搅拌炸药，指导设计实验元件和指挥安装，直到最后完成实验。到1962年底，基本上掌握了原子弹内爆的手段和实验技术。 1963年春天，王淦昌告别自己的亲人，一头扎进新创立的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刚刚开始建设的基地条件极为艰苦，3200米的海拔让很多人高原反应不断。但王淦昌坚持深入车间、实验室和试验场地，去了解情况和指导工作，兴致勃勃地和大家讨论问题，常常一起工作到深夜。对每个技术、数据和实验的准备工作，他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保证了一次次实验获得成功。
作为第一颗原子弹冷实验的总指挥，大到实验方案的设计、数
据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小到实验场每只雷管的安装，王淦昌都亲自
督阵甚至动手，要求大家做到“万无一失”。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已经57岁的王淦昌亲自坐着吊车，到爆炸塔顶对装置进行验收，看雷管是否插到位、探头安装是否可靠、电源是否全接通…1964年10月16日原子弹成功爆炸，观察所里的人们叫着、跳着互相祝贺，王淦昌也不禁流下了激动的热泪。1964年12月，王淦昌独立提出了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是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也使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科研工作走在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又爆炸成功，这里也有他的心血。1969年他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之后又成功领导了我国前三次地下核试验成功。人们称王淦昌为“核弹先驱”，他却说：这是成千上万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其中的一员。
1969年初，中央决定进行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当时，核大国对我国发展核武器设置重重障碍，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地下核试
验这一关。作为地下核试验的倡导者和领导者，王淦昌深知这项任务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然而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研究院许多党政干部、科技人员都被扣上了“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的帽子……基地处于半瘫痪状态。对此，他着急地白天深入两派群众中去做工作:“我们的时间很宝贵，与西方核大国比，谁赢得时间，谁就主动”，劝大家“要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重，团结起来，共同做好地下核试验工作”。晚上又到职工宿舍挨家挨户动员大家参加科研生产，使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我国核爆试验的次数有限，美国人一年能做几十次试验，而我国大概只能做2至3次，因而需要科学家的认真细致保证成功率。有一次，在戈壁滩上一个山洞做实验，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为了确保实验工作准确无误，王淦昌决定再次进洞检查。当时已60多岁的他在已经部分回填的山洞中走了2个多小时，在有些地段还需要爬行前进。将实验设备重新检查一遍，他才放心地爬出山洞，确保了核爆的顺利进行。
三、为祖国科学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
王淦昌并不是一个只在自己领域工作，只关心自己领域的科学工作、科学进展的科学家，他还是一个立足本职基础上，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科学发展与进程的科学家。一心关注着科学技术发展的脉搏，以敏锐的科学预见性，在世界科技发展的关键时刻，对中国一些重大科技发展方向提出了重大建议。
1、首倡“863”计划
1986 年 3 月 5 日，82 岁高龄的邓小平久久凝视着案头一份题为“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建议书。建议书由“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执笔，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无线电电子学家陈芳允、航天技术及自动控制专家杨嘉墀联合签名。建议书所附亲笔信中写到：“我们四位科学院学部委员关注到美国‘战略防御倡议'，即星球大战计划，对世界各国引起的反应和采取的对策，认为我国也应采取适当的对策。”
信中提到的“星球大战计划”出台于1983年，在全世界掀起狂澜。当时在白宫总统椅上刚刚坐满三年的里根，为改善美国在同苏联的军备竞赛中的守势，强力推动了该项计划的出台，其实质是以军备发展带动高新技术和国民经济的全面振兴，进而在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抢占战略制高点。美国这个极富野心的大动作一出笼，立即在全世界掀起了狂澜。当时的苏联和东欧集团迅速制定了科技进步综合纲领”与之针锋相对；日本也暗中拨响小算盘，提出了“今后十年科学技术振兴基本政策”；西欧 17 国联合签订了“尤里卡计划”， 提出建立“技术欧洲”的口号。还有其他许多国家，也都制定了相应的政策规划。如印度发表了“新技术政策声明”，韩国推出了“国家长远发展构想”，南斯拉夫也提出了“联邦科技发展战略”……
各个国家诸多“计划”的背后， 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的全面升级，一个新的全球科技蓝图在召唤。而此时的中国科技界，却依旧 令人不安地悄无声息。奋起是必然， 但构想在哪里？
1986年年初，国防科工委召开国防科技计划会议，就美国的“星 球大战计划”以及中国如何应对这 一轮新的科技挑战展开了讨论。 但因为意见无法统一，每一次都没有形成实质性的方案，所以每参加一次会议，王大珩心中都会平添几分焦灼。与王大珩一样焦灼于共和国科技前途的，还有同为“两弹一星”元勋的陈芳允。在一次会议结束后的寒冷夜晚，陈芳允来到中关村中科院的宿舍楼，敲响了王大珩家的门。
两人经过长谈之后，达成了让人振奋的共识：中国不能再沉寂下 去了!目前面临的是一个关乎国家兴废的历史挑战，何去何从，将决 定中国在新的世纪能否站稳脚跟，而不被淘汰出局。如何促成高层决策，启动中国的高科技进程？王大珩激动地说 ：“干脆直接给邓小平同志写封信吧！”
1986年2月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王大珩拿起了笔。经过反复地修改，一个多月后，一份《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 终于完成。在对建议书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推敲后，4位科学家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为了让建议书尽快进入领导人视线，王大珩等人没有通过正式渠道，按部就班地一级一级往上呈报， 而是走了生平难得的一个“后门”：请邓小平的女婿，当时在中国科学技术科学部工作的张宏，将信直接呈交给了邓小平同志。
因为建议书的原文未曾公开，后来有人问王大珩，里面还写了些 什么。王大珩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写了这样的话：少买点外国高级轿车，中国搞高科技的钱就有了……”
中央批专款100亿，是当年全国财政总支出的 1/20。
1986 年 11 月 18 日，一个面向 21世纪的中国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正式公之于世。中国宏伟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就这样坚定地开始实施了。因为4位科学家上书的时间和邓小平指示的时间都是 1986 年 3 月，所以该计划简称“863”计划。该计划选择了生物、航天、信息、 激光、自动化、能源、材料等7个技术领域的15个主题项目来开始高科技的攀登，1996年又增加了海洋技术领域。王淦昌把“”加入到863计划。可以毫不夸张地说，“863”计划承载了中国几代科学家的激情与梦想，也让曾经辉煌的古老中国在 21世纪终于再次在世界科技领域获得了瞩目与荣光。“863”计划将退出历史舞台， 但科学家们仍会一路向前。
2、培养科学家
王淦昌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在浙江大学，王淦昌整整工作了14年，这是他一生追求“科学强国”的黄金时代。在这期间，他用自己的才能直接培养和影响了一大批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在内的杰出物理学家，如果将他在后来几十年中培养的人才一起算进去，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王家院士军”名单。1995年版的《中国院士名单》中，106人的“数学物理学部”院士名单中当过王淦昌学生或受过他指导的达十分之一之多。
他们中有丁大钊、于敏、王乃彦、周光召、邓稼先、方守贤、叶笃正等等，还有化学部的钱人元和李政道(外籍)等，这些当年在王淦昌教鞭下的学生娃，后来几乎清一色地成了中国核武器的主要研制者，并且在今天依旧为国家担着重任。
王淦昌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还是一个高尚人。他热爱真理，主持正义，不畏强暴，同情受难者，先人后己，乐于助人，真诚坦荡，谦虚可亲，平易近人。他不怕“四人帮”之流的淫威，横眉冷对。他不怕牵连，对他的那些饱受折磨和歧视的错划为“右派”同事和学生，给予最可贵的信任，精神上的鼓励和经济上的支援。他对人有他自己的价值标谁，不是看人的地位高低、权力大小，而是看他对祖国，对人民、对科学的贡献和为人的品德。他的学生、助手病了，他都要去探望。在教学与工作中，他是学生和助手们的严师，要求大家学习、工作一丝不苟。在日常生活交往中，他给予大家的则是父兄般的爱!
1999年，为纪念王淦昌为我国科学事业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学习和弘扬他高尚的品德及为振兴祖国的科教事业奋斗不止的革命精神，遵照他生前的意愿及其亲属委托，经中国物理学会常务理事会讨论，决定设立“王淦昌物理奖”，将王淦昌的50万元人民币储蓄作为基金，表彰在粒子物理和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科研人员。2007年5月27日，为纪念"我愿以身许国"的"两弹一星"元勋、著名科学家王淦昌院士，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将1997年11月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王淦昌星"。
由于我的水平有限，我无法对王淦昌先生多方面的贡献和他高尚的精神境界作更为详尽精确的描述。王淦昌91年的光辉经历，蕴含着无数精神财富，还有待我国的物理史学家和科学社会史学家作进一步的发掘。
老一辈科学家们虽然或已经迈入耄耋之年、或已作古，但是他们作为卓越科学家所创造的业绩和创新方法，仍然值得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记取，值得管理团队的领导者学习。在精神的天空里，他们永远都是中国人头顶上闪光的星座。中国的科学发展需要他们这样的领袖科学家！
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谢谢大家！